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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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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何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  

2013-11-13 22:30: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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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何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

                 文/何仁勇

1932年12月29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该同盟的任务是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援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总会设在上海,宋庆龄、蔡元培分任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同时,在北平(今北京)、上海等地设分会,胡适为北平分会主席。

1933年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召开执委会,议决开除胡适,后又于3月18日召开总会全体大会追认此决议。同盟为何要开除胡适呢?

               狱中来信

1933年初,宋庆龄收到了一封由《中国论坛》报总编辑伊罗生转交的匿名信件。这封长达5页的英文信件,详细列举了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种种私刑拷打的现象,揭露了狱中的恶劣条件。信件请求民权同盟北平分会向国民当局提出抗议,废除反省院中的种种私刑。

据后来查实,这封信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所写。刘尊棋何许人也?他是浙江宁波人,燕京大学旁听生。1930年5月,刘尊棋经人介绍,担任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英文翻译和记者。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刘尊棋就因为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宪兵抓捕入狱,关在位于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当时,一同被关押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人。

1932年底,在狱中的薄一波等人从背收买的看守员那里获得了一份报纸:《中国论坛》报,获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他们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一封英文信,通过《中国论坛》报总编辑伊罗生转交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最后,信件辗转来到宋庆龄手中。

               视察监狱

宋庆龄收到此信后非常重视,因为营救政治犯,本来就是同盟成立的初衷。她将这封信提交同盟执委会讨论,决定指派总干事杨杏佛利用到北平参加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的时机,实地调查军人反省院的实况。

1月30日下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当晚11时,杨杏佛拜会了少帅张学良,因为宋庆龄与张学良关系一直不错,他们获得了视察军人反省院的许可。于是,2月1日上午,杨杏佛,胡适,《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与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卓然等一行,前往军人反省院等几个监狱视察。

据了解,军人反省院关押了91名政治犯,包括1名女犯,全部以共产党员嫌疑的身份入狱。不少监犯与杨杏佛、胡适等人进行了详细谈话。他们提到了在狱中受到各种苛刻的待遇和侮辱,比如要戴脚镣,监舍狭窄,潮湿黑暗,伙食被克扣导致营养不良等等。其他几个监狱也大体类似。

                胡适的信

2月4日,即视察结束后的第四天,胡适收到宋庆龄从上海发来的一个快件。里面除了刘尊棋所写的控诉信外,还有宋庆龄的签名信。宋庆龄要求胡适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向国民当局提出交涉,“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信中还表示,此控诉信和同盟的呼吁已经在各大报刊发表。

胡适感到非常吃惊。他马上给在上海的蔡元培和林语堂等人写信,表示自己非常“失望”。他认为,自己与杨杏佛在视察该院时,犯人并没有提及“严刑拷打”一事。而且与写这封控诉信的刘尊棋用英文交谈过,“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加之此前的2月3日,胡适收到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个叫韩麟符的犯人写来的信。信中没有提及“严刑拷打”之事。这更加坚定了胡适的判断。胡适认定,“他(韩麟符)已经在反省院关了两年多了,如果有拷打,他在信中完全可以以实相告”,因此,胡适判断这封匿名控诉信失实,在信中指责上海总盟“随便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总社自毁其信用”。胡适要求上海总盟对此作出“更正或救正”,以维护其信用。

凑巧的是,第二天,即2月5日,《世界日报》转给胡适一封李肇音的信,该信假借胡适的名义,显系伪造。因此,胡适马上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了第二封信,指出刘尊棋信件很可能是捏造的,以更严厉的措辞让上海总盟追究发表信件者的责任;同时,向发表控诉信的《燕京日报》等媒体写信,表示北平军人反省院不存在严刑拷打的情形,称犯人来信是“不能置信的”。

               同盟回信

事实上,对于胡适担心的情况,同盟总会也进行了慎重的处理——特别是在李肇音托名信件出来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讨论,总会认定,刘尊棋信件的真实性没有问题,虽然总会在没有与胡适等视察者沟通之前就发表控诉信,有处理失当之嫌,可胡适的反应显然过激,特别是矛头直指宋庆龄和其英文秘书史沫特莱“以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明显不符事实。因为发表控诉信和呼吁经过了执委会讨论。

总会决定进行回复。考虑到胡适的情绪,总会决定由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信回复胡适。2月13日,蔡元培、林语堂在给胡适的信中进行了解释,并婉转批评了胡适的“以一二人擅用总会名义”之说,称“故此文若不宜由本会发表,其过失当由本会全体职员负责,决非一二人之过,亦决非一二人擅用本会名义之结果。”

这个回复,胡适显然是不满意的。之后,胡适接受了《字林西报》记者采访,他“很亲爱的”告诉记者,对于军人反省院的现状“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这段典故,后来被鲁迅写入《光明所至……》一文。

真正让事态变得严重的是这一段报道,“胡博士说,同盟不应如某些团体所提出的那样,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予依法治罪的要求。一个政府应该有权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这段话,不但公然为专制政府辩护,而且批评了同盟的宗旨“释放一切政治犯”,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因为同盟成立共有三条宗旨,其中两条就涉及政治犯,“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予国内政治犯与法律及其他之援助”。是以,宋庆龄在之后的文章中批评胡适“不老实”。

              开除胡适

胡适这些观点经《字林西报》发表后,上海同盟总会作出了反应。2月22日,总会致电胡适,询问报道是否“尊意”。但胡适没有答复。

2月28日,在胡适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合署名,告知胡适,指出“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

同为视察者的杨杏佛,看到胡适公开指责同盟“随便信任匿名文件”及反对“无条件释放”的同盟宗旨后,立即给胡适写信,指出胡适的做法“必为反对者张目”,后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批评了胡适的观点,称“胡氏现仍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渠加入时应曾详细研究本会始创时所发表之宣言及宗旨,其中意义包括本会之条例,今公然抨击本会,令人殊不可解。”杨杏佛还指出,胡适所称北平军人反省院没有严刑拷打现象,是由于胡适本人和另一会员预先通知了当局,才有后来的调查结果。

杨杏佛对胡适的驳斥,是非常有力的。因为他本人也是视察者之一。但胡适不管是对宋庆龄、蔡元培,还是杨杏佛,都来个不理不睬,漠然置之。这种无礼和傲慢的态度,令人难以想象,是出自以“君子风度”著称的胡适。

鉴于这种情况,3月3日,上海同盟总会召开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将胡适开除出盟。

               谁在说谎?

其实,当时的监狱,包括军人反省院,到底是否存在严刑拷打行为,就算是胡适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资料显示,胡适本人就收到好几封反映监狱中存在酷刑的信件。

1月24日,千家驹致信胡适说: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冤死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

2月2日,被关押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致信胡适说: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展转三处,严刑加身,强迫成招。

2月4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军人反省院的周默秋躲在被窝里写信给胡适,说:想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来,我们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先生,你得救我呵!非人的生活,真过不下去呵!受审时,我捱了三次酷刑,看看吧!每天十二时,何时不有青年学生被拷打的哭声!那个刑场里不有青年学生的热血?

还有一封未写明时间,是被关在北平宪兵司令部署名关仰羽的来信,信中详细记述了他本人十三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惨无人道”的经历,并请求“设法拯救无辜,保障民权”。

……因此,当胡适指责刘尊棋的信件是捏造,严刑拷打不存在的时候,他家里,还藏着好几封揭露监狱、反省院存在严刑拷打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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