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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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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记者有多牛?  

2012-10-31 00:07: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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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名叫《申报》的报纸。美查是想用办报纸赚点钱,来弥补做生意的损失,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办成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的报纸。

在这以后,特别是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报纸的发达,催生了一种叫“记者”的职业出现。虽然现在记者总被笑称“妓者”,可在民国时期,记者不但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还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风骨。在面对生杀予夺的权贵军阀时,不少记者更是以其铁骨铮铮、毫不退缩的硬汉姿态出场,在新闻史上写下极具光彩的一笔。

            黄远生与袁世凯的攻防战

第一个应该被提到的民国记者必须是黄远生。算起来,他从事新闻行业总共才3年多时间。用现在的眼光看,在新闻行业干3年,基本上还是处于摸爬滚打阶段的“新兵”。可就在这3年时间内,黄远生创造了多项“第一”: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第一个使用“通讯”这种新闻题材并将之打造成中国新闻界的品牌,同时,他又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最后,他是中国第一位被暗杀的独立记者。

黄远生干过很多牛逼事,其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当属与袁世凯的“攻防战”。

虽然从业只有短短3年时间,但靠着大量新闻通讯和时政评论,黄远生在新闻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在筹备称帝的袁世凯所垂涎不已的。因此,袁世凯不顾黄远生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自己,也要想方设法把他笼络到旗下。此为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少了一位劲敌,二是多了一位旗手,三是获得礼贤下士的雅名。于是,大约是1915年秋天,袁世凯下达聘令,“聘请”黄远生担任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这份报纸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地位几近于现在的党报。

对于袁世凯这种近于“霸王硬上弓”的“聘请”,黄远生虽然很反感,却也不敢明言拒绝。谁想袁世凯得寸进尺,派人对黄远生说,如果他写文章鼓吹帝制,必将得到10万元的润笔费和部长职位。钱和权,都是常人所追求的好东西。

此时的黄远生是何种心态,我们已经无从仔细揣摩。不过,在这之后,黄远生的确写出了一篇“似是而非的,表示对于帝制之意”的文章。

袁世凯不满意,派人逼迫黄远生重写。这就把黄激怒了。9月3日,他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途中写出《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明确表示反对帝制,与袁世凯公开决裂。到上海后,他又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连续9天刊登启事,宣布解除《亚细亚报》总撰述一职。

10月24日,黄远生为了躲避袁世凯及其党羽的纠缠,远走美国。不幸的是,作为一名远离党派之争的独立记者,黄远生不但抨击袁世凯,而且也曾经多次批评国民党,因此,这两派都不待见他。当黄远生来到旧金山后,由于当地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改组后的名称)并不知道黄远生与袁世凯决裂的消息,误以为是后者派他来美国鼓吹帝制,就派出刺客暗杀了黄远生。

这一年,黄远生年仅30岁。

顺便说一下,该案到70多年后才水落石出。原来,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打死了黄远生。有证据显示,林森有可能受到了孙中山的号令。

       邵飘萍:枪毙也不要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

邵飘萍与黄远生有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对新闻有着创造性的贡献:后者创造了通讯这种体裁,后者把新闻采访当成一门学科搬进了北京大学教室;他们都对同时期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进行过报道;他们都是无党无派的独立记者,没有特殊的权力作为后台;他们对当权者的新闻监督都不留情面,十分尖锐;不幸的是,他们都死于非命,而且遇害时都相当年轻。黄远生年仅30岁,邵飘萍也只有40岁。

邵飘萍非常擅长做采访。当时担任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尔和十分佩服邵飘萍的采访技巧。他说邵飘萍的厉害就在于“使言者无所遁饰”,即采访对象无法回避和搪塞。汤认为中国报业史上,真正能被称为是记者的只有两人,一为黄远生,一为邵飘萍。

这里说一个邵飘萍采访的小故事。1917年,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经常闹矛盾,史称“府院之争”。为了了解“府院之争”的真相,邵飘萍决定去采访当事人段祺瑞。这个采访的艰巨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原因有二:一是邵飘萍此前与段祺瑞素未谋面,没有交情;二是段祺瑞有一个“传统”,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

但邵飘萍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决定,也是有过权衡的。当时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占了上风,应该是愿意在报纸上发表见解。于是,邵飘萍选择在一个深夜登门拜访段祺瑞。果然,后者很欣然地接受了采访,两人畅谈到次晨3点。邵飘萍因此掌握了“府院之争”的来龙去脉。

邵飘萍之死,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有着直接的关系。

邵飘萍对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毫无好感,一有机会就对其讽刺挖苦。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在其主编的《京报》上做了一期特刊,他把张作霖等人的照片登在上面,还亲自写了点评。张作霖的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邵飘萍还退回张作霖的30万元“封口费”,称“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这可把张作霖气得吹胡子瞪眼。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部下“狗肉将军”张宗昌进入北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追捕邵飘萍。

在这种情况下,邵飘萍躲进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张作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买通了一位叫张翰举的文人,把邵飘萍骗了出来。旋即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之“枪决”。

临刑前,邵飘萍向围观人群拱手笑说:“诸位免送!”一代报人就此飘零。

           林白水:“骂”出来的盛名

前面说到“狗肉将军”张宗昌,这个外号是著名记者林白水给送的。

完整的版本是,林白水曾经在报纸上把张宗昌讽刺为鱼肉百姓的“狗肉将军”、遇上敌人就跑的“长腿将军”。一来二去,“狗肉将军”的名号就传遍天下,以至于作家林语堂都写过一篇文章《狗肉将军回忆记》,该文收在1940年出版的《爱情与讽刺》一书中。

其实,张宗昌是不吃狗肉的。

在民国时期,林白水以“善骂”出名,而且,他骂过的官员下场都不妙:轻者被削去官职,重者锒铛入狱。

1917年,中国曾经发生一起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舞弊的丑闻,导致局长王家俭受到调离岗位的处分。这还不能完事,最后,交通部长许世英也受到租车案的牵连,顶了个“用人失察”帽子被迫辞职。王家俭则遭到逮捕入狱。这件事情,就是林白水捅出来的。

当时的财政总长是留美博士陈锦涛。有一次,这位财政总长收受了五万块钱的贿赂,被林白水知道了,当即就发表到报纸上。陈锦涛很有自知之明,马上到国务会议上坦白此事,“自请查办”,并辞了职。可他还是没有逃脱惩处,被地方厅抓捕,经法院审判,判了徒刑。后来蒙总统黎元洪特赦,才放了出来。

与记者生涯比,林白水的“骂史”更悠久。

1904年,慈禧太后筹办70大寿,到处征集贺联。林白水便写了一副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1923年,林白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赶猪运动》。文中,林白水将国会议员斥为“猪仔”,将国会称为“猪仔国会”,还给众议院院长吴景濂取了一个绰号,叫“吴大头”。

总之,林白水的一生,是驰聘“骂”场的一生。不管是正襟危坐的各色政客,还是生杀予夺的各路军阀,都被林白水骂得狗血喷头,暗无天日。不过,林白水成名于“骂”,也最终栽倒于“骂”。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率军入京。8月5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骂了张宗昌的手下潘复。怎么骂的呢?林白水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肾囊”。怕别人不懂,林白水还在文中做了解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累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

潘复是绿林好汉出身,行事没有那么多规矩,第二天就派北京宪兵司令王琦抓捕了林白水。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林白水押至北京天桥南大道,枪毙。

此时,离邵飘萍被杀仅仅100天。人们便感言:萍水相逢百日间。

当然,作为一名在新闻史上挂名的记者,林白水的本事绝不仅仅是“擅骂”。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位留学日本专门修习新闻的人,林白水这辈子办了十多种报纸,影响都很大,如《公言报》、《新社会报》、《警钟日报》等;而且开创性地使用白话文办报,甚至一度使用“白话道人”为笔名。1904年3月,陈独秀以白话文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深受林白水《杭州白话报》的影响。

由于林白水写的文章通俗易懂,行文诙谐,很受读者欢迎,当时的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

      张高峰:令蒋介石龙颜大怒的战地记者

《大公报》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0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走出了很多知名记者,如范长江、徐盈、子冈、吕德润、高集、黎秀石、朱启平等,张高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高峰的成名作,是那篇描写河南大饥荒的《豫灾实录》。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一年12月,张高峰被《大公报》派到河南任战地记者。

从四川到河南要途径陕西。张高峰在陕西靠近河南一带,看到到处都是流浪的灾民在沿街乞讨。到了河南的地盘后,更是触目惊心:这里已经不是乞讨了,随处可见饿死在路旁的灾民。有时候前面一人走着走着,就栽倒在地,再也不能醒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42年,河南遭遇了“水、旱、蝗、汤”四灾,饿死了数百万人。“水、旱、蝗”灾好理解,什么是“汤”灾呢?“汤”灾,是指国民党统治河南的汤恩伯扰民之灾。发生灾难之后,汤恩伯的部队不但不积极救灾,反而趁火打劫,在灾民的头上雪上加霜。

如果仅仅是天灾倒也罢了,张高峰在洛阳、豫西、豫东、淮阳等地调查发现,虽然河南发生巨大的灾情,当地国民政府却封锁消息,不使之外露,也不向在重庆的中央政府报告。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固执地认为民间传言河南“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是谣言,他根本就不信河南发生了灾荒,因此,下令“河南的征实征购不得缓免”。这就导致了河南民众在遭遇巨大天灾的同时,遭遇了更加无情的“人祸”。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怀着义愤填膺的心情,把在河南叶县采访所得写成通讯稿《饥饿的河南》,发到重庆《大公报》。编辑王芸生把题目改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大公报》。第二天,王芸生根据《豫灾实录》写了一篇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一通讯一社评,经《大公报》刊发后,在重庆乃至于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认为该报道“危言耸听,有碍抗战”,当天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这边,汤恩伯气急败坏地以编造虚构的罪名将张高峰逮捕,并将他关押了半年,到1943年8月份才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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