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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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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社长何以成为国民党内最难当的官?  

2012-05-08 23:35: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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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组建了南京国民政府,并掌握了实权。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蒋介石以“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将汪精卫一派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从武汉迁往南京,然后通过一套眼花缭乱的空手道,将汪派《中央日报》变成了蒋派《中央日报》。

蒋介石一直实行严厉的专制主义新闻政策,对新闻媒体管制极严,连自己的党报也不例外。比如,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设置党报条件草案》等三个文件规定:“党报必须以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中央决议案、法令等为立言取材之标准”。之后的新闻检查制度,更是不仅让民营报纸深受其害,也使《中央日报》处境尴尬。以至于1935年11月23日,该报发表社论说:“大局已到土崩瓦解,而人民尚未感觉”,这不是人民之罪而是“不合理的新闻政策及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造成的”,应“赶快改变新闻政策”。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里,担任《中央日报》社长一职显然有巨大的压力。或许正因为此,从复刊之后,到抗战胜利,《中央日报》居然走马灯换了五位社长。《中央日报》社长被称为国民党内最难当的官。

              “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

程沧波是《中央日报》首任社长,也是第一个中枪的社长。

程沧波是一位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江南大儒钱名山的乘龙快婿。1932年,他担任《中央日报》社长一职时年仅29岁。

应该说,蒋介石一度对程沧波寄予厚望,要求已经迁到重庆的《中央日报》能够与《新华日报》打擂台,改变后者一家独大的状况。但是,被各种条款捆住手脚的《中央日报》,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加上到重庆的时间不长,在气势和水准上都难以与《新华日报》匹敌。

在重庆,除了《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民营媒体,其中《大公报》是比较著名的一家。这些媒体除了竞争之外,媒体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还不错。有时候甚至会互相约稿表示支持。比如,程沧波就偶尔应《大公报》之约,为“星期论文”专栏撰稿。这事儿被好事者告到蒋介石那里去了,蒋介石很不高兴。

有一次,蒋介石出席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话,碰到了程沧波。蒋介石突然大发雷霆,斥责他给《大公报》撰稿,“你是国民党党员,为什么不给党报写文章?这哪里像一个国民党员?”

与蒋介石打交道不多的程沧波当时就蒙了。

蒋介石其实不知道,程沧波不仅经常给《中央日报》写文章,很多文章在当时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比如,1933年春天,国民党法庭公开审理“陈独秀案”,无论陈独秀的无罪自辩,还是章士钊大律师的无罪辩护都很精彩,他们提出的“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观点让国民党当局很是难堪。就在这个时候程沧波站了出来,针对陈独秀、章士钊两人的观点,在《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章士钊》,章士钊立即在《申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程沧波又在《中央日报》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章没有再作回应。程沧波因此文名大盛。

挨了蒋介石的训斥后,程沧波感觉很委屈,立即辞职离去,后来在于右任的介绍下,到监察院担任秘书长。程沧波走后,《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总主笔、总经理等都先后辞职。

                   三个月的“短命”社长

接替程沧波的是原任三青团宣传处长的何浩若。

何浩若比程沧波大了4岁,从政多年,比之程沧波又多了几分政治经验。他非常清楚,蒋介石把《中央日报》掌控得太严,期望值又太高,社长这碗干饭不好吃啊。怎么办呢?在走马上任前,何浩若就煞费苦心地筑起了两道防火线。一是请与中央宣传部关系较深的刘光炎任总编辑,代他把新闻关;二是请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兼外交系主任陈石孚任总主笔,代他把言论关。

但是,到《中央日报》上班之后,何浩若发现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名义上看,《中央日报》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辖,实际上直接受蒋介石控制。蒋介石不亲自处理的时候,就得听命于由以陈布雷为首的侍二处。要命的是,侍二处这一班人跟何浩若一样的心理,处处不敢负责。同时,由于何浩若与陈布雷等人没有深交,无法做到有效沟通,导致《中央日报》难以符合蒋介石的心愿。

何浩若在《中央日报》上了三个月的班,谋了一个行政院物资局局长职,走人了。何浩若说,“物资局言之有物,行而无资,局长成了闲曹,但总比《中央日报》社长少些麻烦。”虽是解嘲之语,倒也是实话实说。

              拒绝《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眉来眼去”

何浩若走了之后,《中央日报》社长一职空缺了很长一段时间。俗话说“伴君如伴虎”,没人愿意到蒋介石身边来上班,社长人选一时成了问题。

没办法,蒋介石只好亲自点将。点到谁?中央通讯社总编辑陈博生。秦桧先生曾经自嘲自己是“早稻田大学”毕业,不过,这位陈博生倒真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1940年12月,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陈博生正式担任《中央日报》社长兼主笔。

陈博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士,从1918年任北京《晨钟报》编辑以来,已经在媒体这个行当混了22年。由于是蒋介石亲自点将,陈博生不想辜负领袖厚望,带了一批办报的老手走马上任。不过,上任之后陈博生才发现,此时的《中央日报》在财务上陷入了困境,问题百出。有时候版子已经上机,却还未买到纸张。怎么办呢?只好找新闻届的同行商借。陈博生也是,这不借那不借,偏偏找到《新华日报》去借。《新华日报》当然也不含糊,也向《中央日报》商借铜模浇铸铅字。这一来二去,国民党的机关报和共产党的机关报搞起了“双向交流”。

本来这种“双向交流”都在私底下进行,蒋介石根本就不会知道。可是事有凑巧,偏偏那阵日军实施疲劳轰炸,造成重庆市区经常停电,导致《中央日报》出版时间受到延误。有时候到了夜里,当天的报纸还未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几乎每天必看《中央日报》,没有报纸看,他不高兴了,就多次打电话给陈布雷,查找原因。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就把国民党的机关报和共产党的机关报搞“双向交流”的事情给暴露了。

蒋介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陈博生被迫辞职。

                      泄露党国外交机密

前面几位《中央日报》社长,要么是懂政治,但业务稍逊一筹;要么是懂业务,政治上不太成熟。但第四位社长陶百川,在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

陶百川是浙江绍兴人,先后任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及《晨报》总主笔,很懂新闻,知道如何去抢新闻发头条,如何提高新闻的价值,如何去吸引读者的眼球,报纸办得不错,也很有影响,被誉为报界一流人才;最为关键的是他担任了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等政治职务,是一个“政治素质高、业务技能强”的双料人选。

陶百川上任后,果然干得有声有色。他大刀阔斧地抓新闻和版面改革,全力办好“本报特讯”,以期压倒《新华日报》和《大公报》;还一反《中央日报》四平八稳的传统做法,主张要和中央通讯社抢新闻,以显示《中央日报》的特色。

陶百川配有一辆专车,为了抢新闻,他把这辆专车腾出来,早上交给发行组送报纸,白天交给采访组记者跑新闻。自己呢,就去挤公交车。由此可见,陶百川对报纸寄予了厚望,付出了心血。在他的努力下,《中央日报》也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正是陶百川的这种新闻专业精神,捅了不小的篓子。1942年12月27日,《中央日报》为“抢新闻”,赶在美、英前面,刊出独家新闻:《中美、中英新约明年元旦正式公布》。这件事把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惹火了,认为泄漏了党国的外交机密,蒋介石也大发雷霆,要把总编辑袁业裕交付军法审判。陶百川请出陈布雷等人说情,总算让袁业裕逃过军法审判,不过总编辑是做不成了。

陶百川曾经把老师陈德徵请到报社帮助看稿,对外名义是顾问,在报社大家也就戏称为陈总编辑。这一天蒋介石心情不错,问起了《中央日报》的事情,“现在《中央日报》总编辑是谁?”旁边的人回答,“是陈德徵。”

谁也没想到,蒋介石大吼一声,“把这个家伙抓起来!”

旁边的人都如坐云雾,搞不清楚状态。

这又是一桩公案。原来,1930年,陈德徵在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时,曾经在中小学搞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结果是:孙中山第一,陈德徵第二,蒋中正第三。蒋介石知道后发了脾气,把陈德徵关了十几天后,撤销了他一切职务。现在这人居然在自己眼皮子地下钻出来,还当上了《中央日报》总编辑,这让蒋介石如何不火冒三丈?

好在这一次蒋介石没有抓他,只是下令:永不录用。

导致陶百川直接下课的,是一篇社论。1943年3月,三青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在结尾部分影射了蒋介石扶植蒋经国及黄埔系、培养不劳而获的“一批亲贵子弟”。三青团分子群情激愤,要陶百川亲自道歉。陶百川请陈布雷代为疏通,均无效果。陶自感山穷水尽,别无良策,只有辞职了事。

                   拉拢蒋介石的亲信才是王道

《中央日报》频繁换人,陈布雷非常着急。恰好这时,国民党《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胡健中也是一位老报人,在办报上很有一把刷子。陈布雷就把他给盯上了,要他担任《中央日报》社长。

胡健中何等人?他深知《中央日报》社长看起来风光无限,实际上处处都是地雷。不知道哪一天就踩上了。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他提出两点要求。一、保留《东南日报》社长职务。第二、请陈训悆任总编辑, 陶希圣任总主笔,陈宝骅任总经理。

这三人是什么身份?陈训悆是陈布雷的老弟,陶希圣是蒋的文学侍从,陈宝骅是陈果夫的堂弟。个个都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胡健中的考虑是,要把蒋介石身边的亲信拉拢在一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问题,谁也逃不脱。

蒋介石同意了胡健中的要求。于是,在这些蒋介石亲信们的保驾护航下,胡健中把《中央日报》社长一职做得妥妥帖帖,直到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对于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央日报》社,只能说这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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