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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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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天堂还是地狱?  

2012-04-16 10:54: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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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一个被尘封在百年往事里的名词。除了偶尔在历史教科书中出现,谁还记得它呢?谁还想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呢?

一度被视为半殖民地象征的租界,似乎已经被人们永远地抛到了记忆之外。

不过,最近一段日子,随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租界”一词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经过了百年沧桑之后,人们重新打量这个中西合璧的“怪胎”时发现,原来租界并不一定是地狱的同义词,或许,与民不聊生的晚清统治相比,租界简直就像天堂一样美好,充满“文明”、“法治”、“民主”的光辉。

究竟是怎么样呢?

                      英国人在上海外滩画了一个圈

先来回顾一下租界产生的历史。众所周知,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之后,与胜利者签订了《南京条约》。该条约共有13款,第二款“五口通商”中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这一款规定成为了租界产生的法理基础。说的是“恩准”,其实是意淫。因为客人已经不请自来了。第二年12月,英国领事在上海道台的协助下,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外滩画了一个圈,建立了中国第一块租界。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列国纷纷涌上,在中国的南部和北部到处画圈,使得租界遍地开花。据统计,近代中国共有10个城市曾设立过外国租界,其中,上海和天津的租界发展最快,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也最大。

那么,租界是怎样运作的呢?

在全国10个城市里的外国租界,他们的管理模式各不相同。总体说来,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不接受清朝政府行政管辖,多采用侨民自治管理模式。二是不接受清朝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

                        民主政治的“试验田”

与殖民地不同,租界的管理者并不由列国派来的总督担任,而是实行侨民自治管理模式。以天津英租界为例。英租界按照《市政章程》成立了最高立法机构是“纳税人会议”,定期召开会议对有关租界的“大事”进行票决,并选举“董事会”。租界日常的行政机构是“工部局”,等于通常所称的“政府”。其职责就是执行纳税人会议的决议和“董事会”的指示。

应该指出,最初租界内一些公共设施公园也并不对华人开放,居住在租界的华人也没有参政权的。在西方文明的耳熏目染之下,华人的公共意识开始觉醒,慢慢学习在抗议中获得公民权利。1881年4月,上海虹口医院的华人医师致函工部局,要求对全体华人开放外滩公园。但被拒绝了。当地华人联合起来进行了抗议。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散步”的起源吧。

在华人的不断抗争之下,到1920年代,上海华人参政运动终获胜利。1921年,华人宋汉章、谢永森、穆湘月、余日章、陈德辉五人以顾问身分加入工部局。1928年,华人贝祖诒、袁履登、赵锡恩被选为董事,另有6位华人当选为委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租界提供了这样一种民主政治模式: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大家的和平博弈——抗争、妥协、再抗争、再妥协——,逐步达到力量的某种平衡,以此逐步推动民主进程。这种模式,在清朝也曾经进行过实验(戊戌变法),可惜,最终以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法场而终结,同时宣布和平改革在清朝统治下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性。

                      政治犯的“避难天堂”

享有治外法权是租界最让人“诟病”的地方,也是租界最大的罪名。历史教科书就声称,租界“严重侵犯了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是一种变相的殖民统治区。”是这样吗?

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晚清官场腐败成风,“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是公开的秘密。无权无势的犯罪嫌疑人进了衙门,等待他们的势必是打屁股之类的刑讯逼供。“剥皮、凌迟、灭族”等酷刑也是家常便饭。而在租界的法庭上,犯罪嫌疑人不被要求下跪,至少还能得到起码的人格尊严。不服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还可向上海道台和外国领事申请复审。而且刑事犯罪的最高刑是“永远监禁”,避免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这些法治理念,可都是清朝治下闻所未闻的事情。因此有人说,租界让清朝统治者见识了什么是法治。假如这也算“严重侵犯了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那么,可想而知,在这个国家领土主权的背后,都掩藏着些什么东东。

正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管理之下,租界成为许多政治犯或者官场失败者们的“避难”天堂。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张勋、溥仪、孙殿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这一长串名单上的历史人物,没错,他们都曾经在上海、或者天津的租界里居住过。他们或者因为发动革命,被统治当局全国通缉,或是因为在官场斗争被挤下,暂时躲避风头。他们在华界几无立足之地,只好来到“国中之国”的租界来避难。甚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后又转至嘉兴南湖一艘红船上进行)。假如没有租界的存在,中国的近、现代史恐怕得改一改了。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往事难以重来。末了可以说说我的想法。腐朽无能的晚清政府,被列强以武力攻破家门,还圈了几块地盘用作自留地。这对晚清政府来说,自然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羞辱。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也未必值得多么骄傲。但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了解世界、接触文明、学习先进的窗口。如果我们仍然仅仅把它当做“耻辱”的象征,完全没有从中汲取一点教训和经验的想法,对于当代中国、对于当代中国人,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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