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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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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高校吊死在国家脖子上  

2010-04-02 10:03: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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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特别是随着18岁到22岁适龄大学生青年数量的减少,某些高校,特别是某些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离破产可能不遥远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最近表示,中国某些高校的破产危机并非耸人听闻。(《中国青年报》3月24日)

顾海良不是第一个预言“高校破产”的人,早在2008年,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就信誓旦旦地指出,“5年后极有可能会有高校破产!”这些年来,关于“高校破产”的话题甚嚣尘上,但“某些”高校就是萎而不靡,倒而不破。弄得人们的心情就跟娶老婆一样,既期盼它的到来,又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没有足够生源,高校就会破产,这是一种浅表的看法。否则的话,我们岂不是因此而怪罪计划生育国策?事实上,中国高校暴露的问题决不会这样简单。八个字: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从体制上看,中国高校不是国有企业,但其严重的债务问题与国有企业如出一辙。举两个例子,2007年时,吉林大学每年要向银行支付利息1.5亿-1.7亿元,学校收入只够还银行利息。同一年,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没钱还债了,打算出让一块面积约60亩的学校用地,“地块的出让将有效解决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高负债问题”。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它们基本上已经死了;可直到现在这哥俩都还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呢?

中国高校属于事业主体,不具有企业单位的盈利性质,在法律上不存在破产这一说。因此即使经营管理上有困难了,也还有国家财政在背后支撑。这也可能是许多高校敢于盲目扩招、大肆举债的原因吧。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国家财政从哪里来?当然是来自于他,来自于我,来自于手捧这份报纸的你,你,你。我们的口袋居然会替遥远的地方,一位高校校长失败的投资行动埋单———每次想到这一层,兄弟我都会心如刀割、泪如雨下。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来钱容易,且不必担心还钱的事情,那么想让他节约一点用钱,怕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人是如此,高校亦然。所以,山东聊城大学才敢花费几千万巨资打造“史上最豪华校门”,南昌大学才敢豪掷12亿打造新校区。要命的是,当前又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能够抑制高校借债的冲动。作为灭火队员,国家能够拯救高校一次,两次,三次……但能够永远地拯救下去吗?

岔开说说足球的事情。1994年开始,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建立了全国职业联赛。该职业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确定了“升降级”制度。这种优胜劣汰的制度使得中国足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在2001-2002年,为了备战世界杯,中国足协取消了“升降级”制度。这一举动,被评论家视为中国足球的一大倒退。“报应”很快就来了,在2002年日韩世界杯上,中国队被残酷地打回了原形。说到这里你就明白了,没错,只有确立一个有进有退、有升有降的制度,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才能真正拯救中国高校。

中国应该借鉴国外的例子,使得符合条件的高校能够适时退出;在这之前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行政化”,取消高校的事业主体地位,让它成为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经营主体———这对于高校、对于国家来说,都无异于一种解脱。

 

见3月26日重庆日报“星期五评论版”

http://sdxbepaper.cqnews.net/sd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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